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规模约1.3亿人，超过中国儿童总数的40%，其中流动儿童约为7109万人。近期，民政部等21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个面向流动儿童群体的专门性关爱保护政策。

恰在今年，广州市南沙区民政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救助儿童会等机构联合发起“南沙区流动儿童家庭保护项目”，该项目通过试点工作，支持区域内流动儿童和困境儿童获得来自家庭的有效陪伴和积极情感支持，推动“区—街—社区”三级儿童福利与权益保护工作制度化发展，并助力大湾区儿童事业融合发展。

国家政策出台的意义是什么？公益项目试点如何推动所在地制度建设？如何将儿童服务递送的“最后一米”打通？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理事长王振耀、儿童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副主任黄放。

探索打通儿童服务“最后一米”

记者：“南沙区流动儿童家庭保护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面临哪些具体问题，希望实现哪些目标？

黄放：在当前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单纯依托儿童主任完成城市儿童服务“最后一米”的递送存在较大的挑战。主要有以下3点：

一是基层有岗位，无配套。村（居）的“儿童主任”多为兼任，儿童主任一人无法实现城市地区儿童的行政化和专业化服务；二是社会参与空间巨大。对于流动、困境儿童的主动发现和服务目前在基层仍然存在政府单打独斗，如何形成家庭、社区、学校、社会等关键利益方的协作机制来减轻排查、发现、保护的压力，尚未形成区域性的典型经验。三是社区儿童精准化、专业化、差异化的服务网络尚需完善。尽管有政府采购、企业资助、社会组织提供多元儿童服务，但是公共服务资源的统筹和分工不够清晰，进而体现为活动多、服务量大、但不一定能够有效满足儿童综合发展需求，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够切实融入政府工作。

广州市近年来积极打造儿童服务工作网络，我们希望依托南沙探索出具有粤港澳特色的儿童福利与保护创新示范区的经验，全面提升各级儿童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推动“区-街-社区”三级儿童福利与权益保护工作制度化发展，打造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乃至适度普惠性儿童福利与保护服务样板。

记者：项目为何选择从“家庭”切入？

王振耀：家国情怀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家庭是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载体。很多文化教育、伦理教育以及良好习惯的养成是在家庭。长大后，孩子们还要回馈家庭。中国的儿童教育中，重视家庭是一种内在基因。在这方面，粤港澳是一样的。当前，许多问题的发生源自家长群体，例如，不少家长对孩子的青春期非常恐慌，因此，要对家长进行多方面的培训，让他们拥有更多知识。

黄放：流动儿童的出现本身就和家庭紧密相关，他们跟随父母来到新的城市，自身的权益保障和需求回应也与家庭最为紧密。家庭是儿童最小的、最紧密的支持单元。社会融入困难和社会支持薄弱是流动家庭面临的群体困境，在流动儿童更加迫切的陪伴性需求上，社会力量再多的补充也无法替代家庭的作用。同时，家庭内部其实也存在着保护的难题，例如，家长缺乏抚育方法和技巧，或者识别和分析儿童保护的需求，需要外部支持。

我们希望该项目不仅仅聚焦流动儿童，更希望以儿童为核心、以家庭为单元开展儿童保护工作，更好地促进流动儿童的全面发展。

记者：项目提供的服务，如何回应当地流动儿童群体的主要需求？

黄放：我们会通过两种方式系统回应儿童的需求，织密儿童保护的机制网络。

以“正向教养”为理论核心为家庭赋能，在现有未保机制中，在市级、街镇、社区级分别依托区未保中心、街道未保站、社工站、社区、学校等公共场所提供预防性服务，通过系列活动的形式最终帮助儿童意识到自己被保护的需求，强化儿童表达和参与的能力，丰富儿童的支持网络（建立与社工、社区儿童主任和其他伙伴的关系），赋能家长掌握保护的能力和资源。我们也会同步开展公众倡导、亲子活动和家长养育课堂等等，让各个层级的保护知识、能力和资源更加丰富。

搭建以流动儿童家庭需求为核心的三级儿童福利保护服务机制，分层分类服务，依托具体的儿童保护个案的串联三级干预性服务，结合广州市困境儿童分级分类保障的政策，强化儿童保护三级机制的工作人员能力、完善工作方法、推出工作标准和指南，对接丰富的社会资源，让儿童保护个案能够高效和快速地得到响应和跟进。解决难发现、社会服务没有针对性等问题

记者：项目试点工作对当地已经或将要产生哪些影响？

黄放：我认为，影响将有5个方面。一是在试点社区开展服务，打造示范性标准化服务；二是支持基层儿童工作队伍的专业水平提升；三是研究建立“区-街-社区”三级儿童福利与权益保护工作机制；四是开展关于呼吁大众关爱流动儿童的倡导活动；五是总结优秀经验和先进模式，为全国未成年人福利与保护工作献计献策。

儿童服务工作重心发生转移 

记者：现阶段，流动儿童群体有哪些共同且普遍的服务需求？

王振耀：一是教育问题，流动儿童最大的困难是上学；二是生存环境和质量问题，尤其是住房条件，有待提升；三是医疗问题，例如医保衔接未能充分打通；四是融入社区问题，孩子们与所在社区有疏离感，融入不足；五是城乡社区普遍缺乏孩子们的游戏场所，硬件、软件提升空间很大。

记者：目前，政府、社会为流动儿童提供的服务存在哪些不足？

王振耀：我国已经建立了儿童主任制度，不少地方也建起儿童之家，但是坦率地说，儿童主任专业化程度较为欠缺，导致儿童之家的管理较为薄弱，儿童游戏娱乐、儿童抚育主要还是靠家庭。因此，儿童方面的公共福利有较大提升空间。

记者：《方案》的出台有着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它将对基层或社区流动儿童服务产生哪些影响？

王振耀：这是儿童服务工作重心的一次重大转移。目前，各地在流动儿童融入社区方面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但是配套的政策机制和设施还存在不足。

《方案》的出台，意味着多个部门联合开展集体行动。排查工作将落实到城市里的每个社区，尤其是重点社区。这样一来，社区工作的方式将会发生改变，各地将建立起动态服务机制，这也意味着城市管理正式将流动儿童群体纳入。

我认为，与其说《方案》的出台旨在解决流动儿童问题，不如说是城市儿童工作重心的一次转移。从根本上说，这是把服务流动儿童提上了城市儿童工作的议事日程。城市将过去覆盖不足或没有覆盖到的群体纳入进来，将服务流动儿童作为社区的本职工作。儿童服务体系的结构开始发生位移了。毫无疑问，这是巨大的进步。

一旦进入摸排工作，街道、居委会就得掌握流动儿童相关数据和具体情况，不管孩子们面临哪种困难，都得实施分类管理和服务。城市要关心流入地和流出地、医保衔接、游乐场所、住房条件等问题。这是一次体制性的调整和完善，但也面临新的挑战。我希望，未来针对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能建立起有机结合的服务机制。

记者：政策对社会组织将产生哪些影响？

王振耀：儿童工作一定要动员全社会尤其是社会组织参与。儿童工作是多样化的，需要细腻、丰富的服务。当儿童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面对大量需求，小型化、专业化社会组织参与其中，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就会不断出现。以香港为例，每年政府固定将100多亿港元的财政资金拨付给社会组织，购买针对流动儿童及其家庭的服务，这是值得借鉴的。

另外，在政策的推动下，公益慈善领域的社会服务将发生结构性变化。社会组织的服务，说得土一点，就是哄孩子玩，但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孩子们要蹦要跳、要唱要喊，有各种的兴趣和需求，因此，文化艺术等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会逐渐丰富起来，这一发展前景会改变对儿童服务的传统看法。

我希望社会组织能够积极配合，进行多样化创新，与政府密切互动，把政策落到实处。

记者：儿童服务体系如何进一步完善？

王振耀：全世界的儿童服务源自3个方面：政府、市场和社会。从国际经验来看，儿童服务资金中，政府出资约占50%，市场约占40%，另外10%来自慈善服务。

政府提供的服务是基础，儿童福利需要实打实地投入，这方面，我们的空间巨大。建议通过注入彩票金等方式提高儿童福利的资金投入，完善儿童服务体系。从市场来看，儿童服务将是巨大的产业，家长们要为服务花钱。从社会层面来看，慈善领域提供引领性的、补差性的捐赠之外，可致力于完善儿童服务的伦理标准、塑造价值观、提升专业化程度等，发挥自身独特的力量。